磕长头的信徒
在大昭寺的八角街，还有让我无法忍受的膻臊气味也彰显着拉萨不同于内地城市。这里有随地大小便的习惯，在多数巷子口和拐角都有浓重的这种气味，有的地方还设有开放式的小便池，男人们一转身就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小便。走在转经路上，不知哪会发出这样一阵臊味，以翻江倒海的速度折磨着胃，我闭气快步走过去，但周围的人早已习惯，若无其事地转着经筒。
游牧民族不用像农业民族那样积肥，
草原上不需要卫生间，这个习惯被带到城市，会让新来拉萨的人有些难堪，但对几千年来都如此方便的人来说似乎更顺乎自然。
在萨嘎达瓦节，在林廓路要格外当心，以免踩到坐在地上的乞讨者。窄窄的便道上乞讨者坐了三四排，只要给了一个人，就会有十几只手从底下伸上来。我问我的小翻译——西藏大学的学生尼玛(化名)，这个节日和汉族哪个节日像，他想了很久说，元宵节。像汉族人过元宵节一样，这一天藏族人都出来 “逛”，但他们看的不是花灯，而是佛祖，不是逛街而是转经。
这个节日是如此特别，很少有民族像藏族一样在这天慷慨布施。一个僧人在林廓路的一堆乞丐旁停下，快速插秧般把一角纸币塞到每个乞丐手中。路人也会停下，弯下腰，布施坐在那里夹裹着灰泥、酥油和虔诚的灵魂。
第一次来拉萨，我发现乞讨者如此心安理得，把讨到的毛票码得整整齐齐攥在手里，或者坐在墙根下一言不语。他们不用编造悲惨的身世，不用把残疾的身体露在外面，更不会在地上书写一串大大的文字介绍自己行乞的原因。
布施的人又如此多，藏族朋友曲增和十几个朋友兵分几路去布施，“一天散出去20万元。”曲增是家酒店的老板，他说这是习惯，就像汉族人过年要吃饺子一样自然。汉族人春姐来拉萨有20年了，跟着老公在拉萨做建筑生意，这天出门前，她的坤包里塞满了一角两角的钞票。
乞讨的行价是每次一角，甚至可以找零。一次，三个脏乎乎的孩子走到我们临桌，吃饭的藏族男人掏出一元给其中一个，他找回九角，藏族男人给另两个也一人一张纸币。几天后我给了一个乞讨者10元，不用说，他找了一堆零钱给我。
尼玛领着我在林廓路上游荡。他告诉我，乞讨的人中除了那些朝圣的农村人、尼姑、僧人和真正的乞丐，平时捡废品的汉族人也会混进来“临时客串”。
“我们讨厌这种人。”尼玛说。“他们沾污了乞讨。”
为了对付欺骗，尼玛要我分辨清楚后再给钱。高原强烈的日照让每个人脸上都黑红黑红，从肤色上很难分辨他们是哪个民族的。怎么分辨呢？他沉默了一会说，看眼神吧。凭着“眼神”，他领我找到了坐在墙根阴影里的多吉。我们看到他时，他正和几个男人喝酥油茶，聊天。他是7个讨钱人里唯一带着孩子来的。尼玛说他们眼睛诚实，像是真正的牧民，我却只看到了一双黯淡浑浊，没有光彩的眼睛。我们上去搭讪，几分钟后发现尼玛的判断也不尽正确。
我们问多吉从哪里来，他没理我们。我抽出几张一角钱分给他们，多吉才开口：一个月前他们从日喀则的定日县一路磕长头来到拉萨。“为什么来拉萨？”多吉探过半个身子，终于听清我的问题，然后他大声用藏语说，为了赶上今天讨钱的大日子，也为了来拜心中的佛。多吉带着孩子，他说让孩子见见世面，而且带着孩子也容易讨钱。
村里的生活不富裕，多吉说村里大多数青年人都出去打工了，他伸出三个黑黑的手指：“一个家里如果有三个男孩子，一年就能赚一万元。”讨来钱干什么用呢？多吉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：“买粮食，买拖拉机，供养孩子。”
我们告别多吉后，尼玛有些不好意思，他靠眼神找到的还不够“正宗”。
喇嘛
我们走过布达拉宫来到德吉北路，看到了一个黄袖子男人在讨钱。黄色在藏族人看来是非常神圣的，只有出家人或者虔诚学习佛教的人才能穿黄色。我停下来，给他一角钱。他接钱的姿势和其他人不同，低着头，甚至有些害羞。我蹲下来，尽量靠近他，发现他额头上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月强子。
尼德49天前他从家出来，从那曲的羊客县第五村一路磕长头来到拉萨。这段公路，我们开车只用6个小时。
我夸他有毅力，他不好意思地搓着身上的牦牛皮围裙。那是一整张牦牛皮，很多藏族人在千里跋涉时都会带上一个围裙，有的是皮的有的是塑料的。尼德一路走得显然很辛苦，不仅额头上磨出了厚厚的月强子，结实的牦牛围裙也磨出了一个大洞，他一边聊天，一边用手抻平有洞的牦牛皮。他反复向我们强调，他不是特地为讨钱，因为回家的路费不够了，他和一个老乡从家里出来带了3000元，全花光了。
他的一个96岁的舅舅是位僧人，告诉他只有虔诚信佛学习佛教才能赎罪。他希望自己转世能变成人或比人更高贵的神，甚至佛，他一路冒着风雨就是为了赎罪。你有什么罪？也许是我问得最白痴的问题，但尼德神色正经，他说，活了这么久践踏了草原，吃了牦牛肉，都是罪孽。
我被拉萨的阳光烤了半小时，口干舌燥，我问尼德想吃点什么，他连忙摆手，我坚持问，他调皮地吐出粉红色的舌头说：“雪碧。”我买了雪碧和牦牛肉给他，他非常高兴，双手合十连声谢我。
他告诉我，这次出来这么长时间也挺惦念家里的，两个孩子大儿子14岁小女儿也有8岁了，都在学校上学，家里只有老婆一个人，他临走时雇了一个工人帮老婆放牧。家里有34头牦牛，43头羊，在村里算得上有钱人了，他每月给帮忙的工人100元。
他对孩子期望很高，我问他是否希望儿子也信佛，尼德却坚定地说：“不。”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，他上小学五年级时考上了天津红星藏族学校，但父亲死了，12岁只好辍学。他希望孩子们学习汉语，“能说汉语的藏族人是有知识的，走到哪都会有前途。”
汉语和前途画上了等号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的母语会在另一个民族的心中占这么重要的位置。不过，尼德也担心孩子们学好汉语后都“飞”了。“如果我老了，没有人继承家业。”尼德说了一堆，尼玛只简练地翻译成了这句话。
尼德的家离铁路只有13公里，我问他如果铁路通了生活会不会改变，他说可能给会说汉语的人带来幸福，但他们不会说汉语的人不知道怎么样。他的眼睛一直对着太阳，有些累了，眼睑垂下来，高高的鼻子被晒得冒油。
我不希望尼德情绪越来越低落，于是问他一路磕长头过来沿途风景是不是很美，他尴尬地笑着嗫嚅半天说，没看。因为在他心中佛是比风景还美的事物，除了走过一段非常陡峭的斜坡外，一路还算顺利。他和老乡一路借住在藏族人的家里，而到了拉萨就只能租房子住了，这是大城市，没有人愿意白给他住。
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回去的路费，即便讨到钱也不够了，况且尼德还想给孩子和老婆带礼物回去。我问他礼物是什么，他指着尼玛脖子上戴的塑料做的小佛像说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小佛像在拉萨不过几角钱一个。我们离开时，他说还要再呆20天，要攒够钱。那时，铁路应该通了，尼德一辈子没坐过火车，我问他想不想坐火车回家，他反问我，火车票比汽车票贵吗？回家要多久？
如果不是陪我，尼玛不会在白天出现在转经的人群中，他和几名同学凌晨3点已经转过山了。但更多的藏族人还是千里迢迢赶来了。
泽郎王清就把拉萨三条传统的转经线路都走了一遍。来拉萨第一天就有朋友向我推荐“玛吉阿米”藏餐吧。站在大昭寺广场上，能看到玛吉阿米黄色的外墙和英文招牌“RESTERANGT”。在“玛吉阿米”三楼的天台上，几乎都是外国人。泽郎王清就是这个餐吧的老板。
我们来时，王清从纳木错做完法事刚回来。曾经当过播音员的王清声音浑厚，穿着黑色“NIKE”运动衣，他故意把领子立起
来，从不抽烟，偶尔点只雪茄。
不时有服务员拿新调试的咖啡让他尝试，周围穿着各异的游人窝在沙发里聊天，看书。王清说话时喜欢用手势，尤其是讲到藏族文明，他摊开手掌用力向空中画去。“我做餐厅要宣传藏族文化，”王清说，“来玛吉阿米就能感受藏族的文化氛围。”
1989年泽朗王清第一次到拉萨，“就想看看布达拉宫。”他说这和汉族人想看天安门的心理差不多。当时八角街还没有改造，石板路被嗑长头的人磨得很光滑，周围有许多旧房子，下水系统没有改造，街上飘着生活最原始的气息。现在这些旧房子被拆掉了，新起的房子保留着藏式风格，但石灰外墙覆盖了不少传统气息。他说，当时那些磕长头人的虔诚打动了他，他也喜欢上了拉萨这个城市，十几年后到拉萨接手了这个餐吧。
现在王清把分店开到了北京和昆明。青藏铁路对作为商人的王清意义不小，有了铁路，向内地运输原料成本降低，同时来拉萨的客源也更多了，“但作为一个藏族人，我觉得铁路会带来很多变化，这些变化也许会让藏族人的一些观念也改变了。”
拉萨独有的味道正是王清当年留下的理由，他担心铁路会把这种感觉带走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十年前拉萨河心的太阳岛还覆盖着树林，江风徐徐，“是块风水宝地。”
作家马原也写过这个岛：“西藏文艺界的首次亮相，地点在咕吗(强盗)林卡，正对着布达拉宫的拉萨河心大岛，汉族人习惯叫它太阳岛。今天它已经没有树了，但是当年它郁郁葱葱。我相信它千百万年来一直草木葱茏，就叫它‘女神的树林’，如何？”
现在，“女神的树林”是拉萨人人皆知的地方，我们隔河遥望太阳岛，一片密密麻麻的两层小楼。现在，那里是拉萨最大的娱乐餐饮城。
甚至我的藏族朋友们把“小偷”也看作是从内地进过来的。“要是在20年前，小偷肯定出不了街。”达娃是地道的拉萨人，父母都是西藏第一代大学生，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，在武汉和西安读过书，现在是拉萨一家大型企业的经理，不仅有一辆丰田4500吉普，还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做司机，“我是见过世面的藏族人。”
我们住的八角街是旧城区，达娃说八角街才是真正的拉萨，但晚上又叮嘱我们，那里治安不好，一定要小心。当然，八角街的治安以前是很好的。达娃说：“如果是以前，那个小偷肯定被围住往死里打，藏族人最痛恨这样的人，但现在或许没有人去帮忙了。”达娃的抱怨我在父辈那代人口中也常听到，我说“小偷”也许不是开放带来的，达娃耸耸肩，不置可否。
几年前，达娃娶汉族老婆还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，他的母亲开通，同意了这门亲事。他说那时还很少和汉族人通婚，大家怕生活习惯不一样。现在他们有一个小女儿，和奶奶在成都生活，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孩子留在身边，达娃说，内地的教育质量好，他希望女儿接受最好的教育。
达娃早已不像老辈那样诵经或嗑长头了，他穿着从成都买来的T恤，时不时还蹦出两句四川话。做工程有时很忙，有时很闲，一有时间他就去茶馆里喝茶，但不是甜茶馆而是和四川相似的茶馆，也像广东的早茶。在茶馆里吹吹牛，发发呆。
但达娃还在坚持。他说，只要死在西藏，一定选择天葬。“这是一个藏族人的最后仪式。”
四川建筑商人孙老板来拉萨20年了，近期由于修建西宁到格尔木的复线，限制货运量，拉萨钢材的价格一吨涨了80元，这让他有点吃不消。不仅是钢材，因为大部分生活日用品要从外地运输进藏，拉萨的生活成本也不低，就连卖水果的小贩在讨价还价时都说，香蕉用汽车运过来，卖三块一斤贵吗？我们沿青藏线一路走来，同样的香蕉在西宁卖1.75元，在格尔木卖到2.3元，在拉萨几乎是西宁的两倍。火车通了，我想至少香蕉的价格也会降下来。
尼德的家离铁路只有26里，我问他如果铁路通了生活会不会改变，他说可能会给会说汉语的人带来幸福，但他们不说汉语的人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汉语和前途画上了等号。
达娃早已不像老辈那样诵经或嗑长头了，他穿着从成都买来的T恤，时不时还蹦出两句四川话……但达娃还在坚持。他说，只要死在西藏，一定选择天葬。“这是一个藏族人的最后仪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