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发疯似的在胡同里寻找各种类型的住客时，Chris突然间像个传奇人物般被多个人提起。基本的版本是这样的：那个美国人，每天从豆角胡同走出来，他形影不离的硕大白猫或者伏在他肩上，或者被他装在书包里，他也许往南走，进入帽儿胡同的“那里”，也许往北走，去到南锣鼓巷的“过客”，他可能心情不错，会毫不吝啬地展示字正腔圆的北京话，也可能脾气糟糕，这时你最好收起你的好奇心。关于他到底工不工作、他时而带时而不带的女孩是不是女朋友，那是胡同里老太婆们不倦的话题。
“宝贝儿，没事儿，咱们是南锣鼓巷的，他们是外地佬，谁怕谁呀？”
Chris那只虚胖的猫被一条小狗吓破了胆，呜咽不已，而Chris的安慰像个意味深长的玩笑，丝毫不含糊的儿化音传递了一种深入精髓的痞气，还有那么点阿Q，周围的酒客开始忍俊不禁 。在胡同里，Chris越地道越荒诞地存在着。
我躲在角落，看他坐在胡同路阶上，边喝青岛啤酒边和小孩子们开玩笑：“少碰我的车哦。”（指着路上最漂亮的那辆Beetles）；熟门熟路找到最近的公厕，然后神色自若地回来；享受被女孩搭讪还会臭美：“长得帅，没办法！”；远远见东棉花胡同中戏对面那家小饭店的老板路过，寒暄：“铁锤，你怎么几天不见就长胡子了？”我开始自然地进入误读，这就是那种能把他乡当故乡的旅者，是那种快速融入环境的胡同外来者?
“可是，谁说我对胡同只有热爱？”他皱着眉头，反感我为采访所做的“预设期待”。“我不喜欢的多了，最不可容忍的就是脏，来北京5年，不但没习惯了随地吐痰擤鼻涕的声音，反而似乎越来越敏感， 每天清晨醒来，发现胡同里这种声音清晰度最高；第二不喜欢有人朝我吹口哨，有病，我又不是美女或者狗，吹什么吹？第三不喜欢碎嘴婆子多，我常常告诉某个人一件事，几小时后发现全胡同的人已经知道。还有啊，不知道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怎么样，反正现在觉得胡同里不够温暖，我住的地方没有人对我微笑。”我欣赏地听完豆角胡同居民Chris有着完美发音的牢骚，开始乐：Chris，当然，我已经试验过去找问你的家，那是异常容易的一件事，小卖部的老板除了准确告诉我你住的房间号，顺带还热衷透露你的生活习性，你夜里几点回家，女朋友高还是矮。可是，你选择住的是一个胡同啊，时间在这里慢了一整拍，而你像一幅平面花固执突出的一块，让原住民们手足无措，目光躲闪。
“莫非你有强迫症？”这个先是住了附近的菊儿胡同，又搬来豆角胡同的外国人像是跟南锣鼓巷干上了。“我也住过望京，受不了，那么高的楼，楼下却又像个农村，连个商店都没有。小姐，我来自南加州地广人稀的地方，买个再小的东西都得开车。我不能否认，我就是喜欢北京的城市热闹，胡同里就够热闹。”胡同里不仅热闹，还多少符合Chris的旅行期待，“旅行的一个好处就是每天看到不一样的事，生活不至于那么单调。”他还记得第一次去台湾，走到一条叫瑞安街的又窄又斜的小巷，“太新鲜了，我去欧洲就不会感到所见有多特别。”胡同里的人事对一个西方人来说当然不缺乏奇特性，“有时候我深夜回家，看见有人全裸着‘晒月亮’，我觉得这太逗了，现在我知道那是因为屋里没空调，太热。”“要是外地人在北京下岗了，准忙得厉害，生活顿时就有压力呀，得找工作；胡同里的人下岗了就不着急，悠闲得很，好赖还有住的地儿呢，他们还在树下下他们的棋，睡觉，自娱自乐地弹唱。”说着，chris起身又要啤酒，顺便说了声“小新，赊账啊！”，转头跟我解释：“赊账是在胡同里学来的。”我知道他写剧本，忍不住问“你不为任何人工作吗？”他无所谓地：“昨天还不为，今天没钱了，明天或者开始为人工作吧。”——胡同里观察着、批评着、抵触着的Chris，其实也会浸润其间、某种程度地同化着、保留原则地妥协着。
“那个人朝我嚷嚷‘我Ⅹ，我抽你’，我就炸了，谁知道他拎不动桌子，我递给他一个啤酒杯，说‘砸吧’。我比他个大，他没戏。”
多数时候，Chris温文、有趣，完全对得起他所受的教育，但他也不讳言那些“不算文明”的故事， 35岁的Chris，有时像一个没被生活残酷挤压磨去棱角的男人，还会热血上涌，冷不丁地爆发一次。那次是在“过客”， 和店主小辫说好要办个读书沙龙，小辫的另一朋友却要在同一天的酒吧里举行观影活动。两个活动撞车， Chris气得不行“是我先预定好的”，对方情绪也很激烈，一骂，“我就开始疯了，完全没法儿理智。”架没打起来，被人扯开了。“很久我不再去过客。其实我根本不该生小辫的气，因为我不是不了解中国人，他们从来不好意思对朋友说不。要是我自己的酒吧，一个人先约好活动，之后哪怕是我妈要求用我的场地，我也会说一不二地拒绝。”来北京这么久，明白了还不能接受的事依然很多。可是他终于又坐回小辫的酒吧，嘻嘻哈哈，毫无芥蒂。
坏脾气时的Chris足以让人崩溃。约好拍他那天，他整个下午都没出现。我想替他找个理由，可他只管直说：“我哪也没去，就在胡同里。”他只是情绪不好，“干吗要采访我？带只猫住胡同有趣吗？无聊得很！”他不记得昨天还非常友善。没法子，他写电影剧本，住在胡同里，无端被打扰时敏感情绪化的艺术家乖僻发作，我只好等待。
终于在他突然间超耐心的合作下，我们拍完了Chris与他的猫儿子一起的胡同生活片断。我想他仍旧没真的愿意，可是他太善良，他还骄傲，决不说出他的善良来博人感谢。无论Chris怎样用一个外来者的眼光客观地批评胡同，我都觉得他在许多方面和通常的美国人有些出入，反而更像个地道的胡同里的知识分子：受过最良好的教育，容易明白太多事情，而身上仍多少有些一触即发的“爷们气”；随性、散漫，抵制只为工作活着的态度；挑剔极了，一小时会有十次嘲笑我的问题，爱用他的口头禅“你懂个屁！”等我感到郁闷起身要走，这个看起来真不喜欢我的人却总是坚持替我付账；找不到胡同出口，这个人会一边骂“土包子，我可不送。”一边借上厕所一直送你到可以坐车的地方。
想起那天拍他，一个老头坐在他旁边，先问了问：“大爷，那我们可不可以拍到你？”他仿若耳聋，理也不理，等到真的开始打灯，老头陡地跳起来，怒火冲天：“让你们拍了吗？付过钱了吗？”Chris赶快安抚“说得对，又不付钱，别给他们拍。”换作我，只好瞠目结舌道歉了事，而南锣鼓巷常住居民Chris毫不吃惊，应对自如，完全进入语境！“Chris ,在这里住到70岁，会不会也变成一个火气不减的倔老头？”“怎么会在这里住到70岁？关于我的理想生活，一年里应该有一半时间在美国。”尽管北京有30万出租车司机天天夸他中文棒死了，他还是一个在这里一面熟悉着一面不适着的过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