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，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，像洋服一样。领口一只别针，与碎钻镶蓝宝石的”纽扣“耳环成套”，《色，戒》一开头，张爱玲就给了王佳芝一段苛刻得透心凉的时装秀，在李安的电影里，这一段映画给了汤唯。有人在深探“王佳芝”的内心，其实也是映射了张氏的内心，说她其实是个沉迷物质的女人，所以才在那段演商人太太、周旋于上流社会的戏中拔不出身，所以一枚巨大的粉钻轻易粉碎了革命者的理想，泼洒新青年的热血也是在所不惜。所以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蚤子”，所以服从于一切物质的狂热，兴许是来自肉体的欲望。男人如果越不过女人的身体，那么女人，放不下的恐怕正是华服美饰——这肉体的包装纸。

"张爱玲式"的华服美饰

所谓“张爱玲式”，是近乎神经质地追求细节，繁华却落寞等特点，都映着童年关于母亲的遗梦色彩和上世纪30年代西洋思想大量渗入的重大影响。

张爱玲的记忆里一直有个玫瑰色的梦，是关于她母亲黄逸梵女士的。在张爱玲的心里，母亲是整个家族里最为浪漫的一个人物。母亲留学法国学艺术，与徐悲鸿等人交往甚密，美丽娴雅的裹足女人，却脚步自由。在有关张爱玲的相册中，有一帧黄逸梵在法国海船上的照片，照片中的黄逸梵一袭法式时装，迎着海上渐染开的晨曦，手扶船舷，留下一个柔和典雅的侧影，母亲在张爱玲的眼里是精致的开始。

“那个爱奇装炫人的张爱玲”，就是喜欢穿着翻老箱子翻出来的清末服装，配一个典型的西洋发型，不怕人地到处走……母亲的直接影响，令张爱玲对于服装的要求近乎严苛。

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并非歌舞升平，民主革命飘摇败落，军阀混战不休，但正是“乱世开新知”，时局的急剧转型，西洋思想的大量引入，导致中国的文化艺术在各个方面开始出现反传统的骤变。张爱玲豪门的出身和敏感的女性视觉，对以冷彻的态度热爱繁花似锦，嬉戏当时的时尚，把中西混搭成一种叛逆。

张爱玲对于服装的姿态保持着近于冷酷的清醒，她自己明白繁华褪去后的潸然落寞：“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”，“在政治混乱期间，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。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——那就是衣服。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”。


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

Dice Kayek

在欧洲的巴黎，20、30年代的女性解放风潮渐旺，欧美时装界的代表人物是可可·香奈尔、玛德丽·维奥内特、夏帕瑞丽时装界，时装更注重人性解放的要义使得这一时期女性的服装由过去的“长、重、紧”得以全面改革，可可·香奈尔更是将女性解放意识托到高峰，男装女穿、简约运动做派由这个时期而始。

于是，欧美在上世纪30年代的女性风尚可以用“透、露、瘦、短”四字概括，这种洋流一旦闯进国门，与封建守旧派的搏斗，直接戏剧性地改变了30年代中国上流社会名门闺秀的风尚模式——中西混搭。

到了上世纪30年代，上流社会女人们狂热追赶时尚享受奢华生活的姿态，一点也不逊色于同年代的欧美女人，她们崇尚西化的生活方式，喝咖啡、听爵士，穿梭于跳舞、游泳、打高尔夫、骑马等各色西式运动活动中，因而，穿着的要求也就有所改变。勤快的上海女人很快便学会了“西学东渐”的文化理念。

“局部西化”是最初的改良方式，缓慢地将西洋风尚运用于自己的时尚哲学中。例如在领子上和袖口上创造出了西式翻领、开叉袖、荷叶袖、下摆缀有荷叶边或是蕾丝边等欧化风格的装饰物。
这种改良的做法在张爱玲早期的小说里得到了体现，这就是她对于细节的狂热追求，女人们热衷于在传统的长袍或者旗袍上略施小伎，以提高时尚度。

渐渐的，“局部西化”的做法已经不能够满足女人们追求自由解放的要求，西洋的“斗篷”、“网眼丝袜”、“洋装”“高跟鞋”、“西服马甲”、“内衣外穿”、“胸罩”、“卷发”之流行在上海和香港等地彻底地被上流社会引进。

在面料方面，这个时期的商业贸易日渐昌盛，洋货大量倾入，羽纱、呢绒、洋绸、花布等充斥市场，使传统的服装穿着有所变化，外国衣料因价廉渐为人所用，西方的缝纫方式也开始流行起来，而费工费时、工艺考究的滚镶、嵌绣等传统手工艺渐渐地衰弱。以后由于出洋赴西欧、日本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不断地把西洋服装款式带进十里洋场，上海服装行业因此繁荣，成为当时全国以至东南亚的一个服装窗口。尤其是女性的服装，由于缝纫精致、款式合乎时代潮流，使上海成为全国妇女的时装中心。

[西学东渐] 张氏穿衣学七步到位

壹 改良短旗袍

Yunko Shimadal

“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，具有清教徒的风格。”(《十八春》)。

早期“局部改良”的时候，旗袍还是保守的。初行之时，旗袍长及脚踝。1927年，有些时髦女子想提高旗袍的高度，又怕遭到守旧派的非议，便一面将旗袍做到小腿肚以上，一面又在旗袍下摆钉上三、四寸长的蝴蝶裥。1928年，旗袍进入新阶段，长度缩短到膝下两寸许，整个小腿都裸露在外，很方便行走。当时爱美女性旗袍穿着方法是多种多样的，有“局部西化”，也有在旗袍外搭配西式外套。局部西化是指领和袖采用西式服装做法，如西式翻领、荷叶袖、开叉袖，还有下摆缀荷叶边，或缀不对称蕾丝等夸张的样子，但这仅是一些明星和贵妇的社交礼服，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将旗袍和西式服装搭配起来穿。
当下已经没有多少人再穿着旗袍了，但是旗袍的神形一直影响着时装的各个细节，今年如日本的Junko Shimada极简化的连身裙，雏形完全来自旗袍。Christian Dior则干脆在连衣裙上夸张使用旗袍扣。

贰 大钻石

色戒里的大钻石


张爱玲在《色，戒》一开头给王佳芝的两笔描述，一半用在了饰品上——“领口一只别针，与碎钻镶蓝宝石的”纽扣“耳环成套”，足见饰品在那时是女人穿着里的画龙点睛之笔。
上世纪30年代，上海女人是懂得画龙点睛的，对于饰品的追求达到了惊人的程度。每天根据不同的场合服装来配搭不同的配饰，饰品的配备也是一应聚全。稀有珍珠和大粒钻石除了装饰，还有炫耀身世的作用。在今年秋冬舞台上，被Christian Dior用夸张的巨大有色仿钻，搭配衣服的各种色彩。配饰不再担当炫耀和表明身份的功能，只有能让整体穿着出彩才是正道。

叁 小卷烫发

“八岁我要梳爱司头，十岁我要穿高跟鞋，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，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。”(《私语》)。
周璇、阮玲玉、李香兰……那就是30年代“东方夜巴黎上海”的中心人物，30年代是中国小资的黄金时代，“小卷烫发”则是最为流行的发型，卷发贴着脸颊而下，极为柔美动人，这一流行直接来自西方的影响，也是那个时候，烫发最为时兴。
当时，只要是女性，无论老少，一起拿着明星海报，上发廊烫小卷是稀松平常的事情，当时的标准美人是樱桃小口柳叶眉，烫成小卷的头发夹于耳后，蓝白印花的紧身旗袍勾勒出优美的身段。
这种卷发，至今为止，仍是Valentino这类大师念念不忘的经典优雅标志。如果嫌过于守旧，不如学杜娟在Derek Lam秀上的卷发造型。

肆 酒杯高跟鞋

“无论如何平庸的女人，穿上高跟鞋，都会摇曳生姿的。”十岁穿高跟鞋，是张爱玲幼年的宏愿之一。
上世纪30年代，解放思潮兴起，女人不再受裹足之苦，但同时也告别了旧式高跟鞋，所以，西方人带来的酒杯跟鞋令新女性们趋之若鹜。鞋的款色风格各异，有鞋面裹在脚背上只在脚趾上露一个洞的船口鞋，有花色拼皮的，适合跳当时流行的快爵士Swing舞的，有浅口细跟的，有鞋面上缀蝴蝶结的、3寸以上的“酒杯跟”。
今年关于鞋子的设计，设计师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一成不变，Junko Shimada这一季秋冬带来的跟部，别致非常。

高跟鞋必不可少

伍 “斗篷”式A廓形

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，中国女人的词典里是没有“大衣”这个词的。最早是盛行的绸面斗篷，(2007秋冬时装周Talbot Runhof直接使用了这一元素)，是除了旗袍以外最能显示女性身份的外装，而在30年代，西洋“大衣”被引进，模仿西洋妇女装束，上海女人率先改穿大衣，于是大衣日益流行，老式的斗篷则被淘汰了。30年代除了受西洋的影响，如裘皮等，还受到军装的影响，07巴黎秋冬时装周上，中国品牌JEFEN再现了这一款式，当然，它更切合今年A廓形大衣的流行。

陆 小马甲的男孩风格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香奈尔率先把男装女穿发展成为时尚潮流，这种潮流很快流入中国，西装马甲的穿法已经在中国的一些豪门女性中流行，模仿男士穿着“小马甲”可以说是新女性解放意识的开端，带着一种反叛和嬉戏样的调皮。

男孩风格今年尤其突出，西式马甲成为必备单品。

柒 丝袜复兴

张爱玲小说不乏丝袜的描写，甚至是她的女性的渴望：“自小就渴望长大，能抹上鲜红鲜红的口红，穿上有网眼的黑色丝袜！”丝袜是一种纯粹的女性性特征，它渗入她的生活仿若皮肤一般：“一种失败的预感，像丝袜上一道裂痕、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。”

张爱玲的袜子是偏着紫色调的，有烟紫、青紫、粉紫等。张爱玲的好多生活用品也都是以蓝色调为主，诸如艳蓝、水手蓝、橘子蓝、青蓝、蓝绿等。今年丝袜的复兴表现在于它们不再甘当“第二皮肤”，设计师们给予它们强列的颜色，直接成为服装的一部分，达到撞色搭配的强烈效果。突破以前丝袜须搭配同色裙子或鞋子的条律，不妨试试不同色彩给整体造型带来的惊艳。